人保部促多地上调最低工资 上海1120元全国最高

四、结论 当前西方的合宪性审查不仅面临着恐怖袭击、社会福利、经济危机等威胁，而且也面临着司法政治化带来的宪法权威衰退的危险。

二是其享有的主观公权利是有根据规范依据的。[lxi] BVerfGE 78,214(226);83,182(195). [lxii] Wahl, DVBI 1996, S.641(645). [lxiii] [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xli] 县公路局与甲公司签订修建公路桥的合同，甲公司又与乙公司签订了水泥供货合同。那么，我国《价格法》作为价格规制领域的基本法，是否除了保护公共利益外，还具有保护特定范围或可确定范围的个人的利益，即《价格法》法规范所保护利益的归属主体究竟为不特定公众抑或特定群体，[l]就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和处理的关键。这种从全新视角寻求利害关系标准法教义学解释的技术路径探索，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xviii] 参见刘善春：《行政诉讼原理与名案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为此，原告至少应证明：一是在本案中，其享有的是主观公权利而非仅是私法权利。

[xix]正如有学者所言：德国行政诉讼实务上发展出一个‘相对人理论，亦即认为侵害性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当然具有诉权，而无需借助保护规范理论进行判断。另外，目前我国地方立法主体的立法能力也普遍不足。实质—内容的民主正当性是指国家权力的行使，其内容是符合人民意志的。

并且认为强形式司法审查容易导致司法机关至上，损害民主政治过程，而弱形式司法审查则可以促进法院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对话，从而在议会至上与司法至上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二是通过制裁来承担民主责任，最终使得权力受到监督。一些前华约国家成立了议会委员会来具体负责，比如1965年罗马尼亚的宪法委员会、1984年匈牙利的宪法理事会等。它们大部分设立了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也有一些国家是由普通最高法院的专门法庭来负责。

二是该法律的有效性对于裁判个案具有重要意义。对此，美国的合宪性审查有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该原则要求某些问题应当留给承担政治责任的政府、总统和国会来决定，比如共和政体、选举过程、外交事务、国会的内部事务、批准宪法修正案的过程，不适合进行司法审查。

后者是在立法草案审议通过后生效前来进行审查。就此而言，美国式的司法审查仍然是符合组织—人事的民主正当性的，因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而总统和参议院均是民选产生的。凯尔森虽然坚持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属性，但却主张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置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多少反映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二）欧洲大陆审查模式 欧洲大陆为集中型的合宪性审查模式。

德国的具体审查则直接省略了当事人提起的环节（除非是在宪法诉愿中），而由普通法院向宪法法院提出。因此，法国宪法第61-1条增设规定，于诉讼进行当中，一项立法性规定被主张对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构成侵害，宪法委员会得经由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的移转受理此问题，并于确定期限内宣告。有的只有民主化的要求（比如南非），有的既有民主化也有市场经济的需求（比如中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虽然在2008年之后，法国也接受了事后审查，但是这种预防性的合宪性审查是法国模式的鲜明特色。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它要求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使得最终当选的法官不仅要获得大党的支持而且小党联盟也不能特别反对。高等法院或者它们的专门法庭模式，设立的国家有21个。

它要求国家事务必须交给人民委托的机关工作人员来履行。如果说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普通法院在宪法解释上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的话，那么在法律解释上的竞争就可以说是恶性竞争了。

虽然凯尔森认为合宪性审查与普通诉讼案件本质上都是三段论，但毕竟合宪性审查中，小前提是立法事实，而非个案事实。同时，虽然一些政治学研究将宪法法官视为战略行动者，认为法官的裁判有政治考量。本文将围绕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开论述，梳理历史经验，判断未来趋势，并探讨中外合宪性制度相互影响的可能。相对来说，议会审查型和英联邦模式的处理难度最小，因为此时合宪性审查机关也是立法机关，即使是后一任期的立法机关审查前一任期的立法机关的立法，也可以用新法优于旧法来解释，不存在合宪性审查机关篡夺立法权的问题。其中抽象审查只能由特定的主体提起，宪法法院虽然对此没有拒绝受理的权力，但因为此类案件数量很少（每年大概1-3件），并不会对宪法法院构成诉累。后者是指对基本权利的侵害源自于普遍性的忽视或者其效力可能妨碍基本权利的行使，同时该宪法诉愿有足够的胜诉可能性或者明显看到诉愿人将在发回原审中胜诉的。

由于在欧洲大陆模式中，普通法院虽然没有合宪性审查权，但可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将有违宪嫌疑的立法提交给宪法法院审查。随着合宪性审查的功能越来越多地从维护法治统一走向保障个体权利，随之而来的就是合宪性审查的案件或者申请越来越多。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合宪性审查机关如果拥有法律解释权，将有可能利用其对法律解释的合宪性审查权，从而使自己的解释凌驾于普通法院的解释之上，变成普通诉讼的上诉审，因为法律解释正是普通诉讼的核心。比如在议会内阁制下，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是民主正当性链条中的必要一环，议会可以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是不能绕开它。

这要求法官应就该法律的违宪理由详加阐明，只要有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法官就不能提出申请。也就是说，政治问题在德国并非不受审查，只是审查的强度上相比其他案件有所不同，比如采用明显性审查基准。

这是造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意识形态倾向越来越强的根本原因。就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赫克公式（Hecksche Formel）中所讲的：对于一般法范围内的正常涵摄过程，联邦宪法法院不得进行审查，除非是显而易见的解释错误，此等错误乃是基于对基本权利的意涵的原则上不正确的观点而来，特别是当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以及基本权利的实质意涵对于具体法律案件具有决定性作用时。比如斐济上诉法院宣布被政变上台政府废除的1997年斐济宪法有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判1999年穆沙拉夫领导的政变有效，合宪性审查机关的介入往往不能使政治局势趋于稳定，相反会加剧政局的动荡，因为从政治上看，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并非终局性的。第三个阶段是扩散时期。

法国之所以修宪增加具体审查，因为在法国，普通公民无权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这甚至被称为法兰西例外。当然，欧洲大陆的具体审查与美国式的具体审查还是存在很大差别：首先，欧洲大陆的具体审查只是说合宪性审查由个案而引起，但审查的内容仍然是针对抽象的立法，与个案的案情无关。

美国法则采取三步骤法，第一步审查是否存在分类，即立法是否基于某种特征对人进行了区分。虽然德、美在具体审查步骤上存在差异，但整体思路上却有类似性。

因为只要是法院提起具体审查，法院势必会承担过滤功能，即相当于法院控制了合宪性审查的案源。而且，联邦制国家为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建立统一大市场，也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监督州落实自由贸易的承诺，并巩固联邦的权力。

可以说，无论何种合宪性审查模式都会面临这一难题，只不过其困难程度会随着不同模式中合宪性审查机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反观欧洲国家，普遍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在欧洲大陆之外，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则是与去殖民化和宪法重建的进程同步，比如印度、日本、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备案审查将立法备案制度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相结合，从而可以让审查机关及时了解下位法的制定情况并展开审查。

简言之，实质—内容的正当性要求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与责任性。至于具体审查在欧洲越来越多，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法国式的合宪性审查从对具体审查的拒斥到2008年开始接受具体审查。

但是这种合作中也会存在竞争，比如很多国家（比如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等）规定，如果普通法院能够对疑似违宪的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就应当尽量进行合宪性解释而不是提起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只有在不能作合宪性解释的时候才能提起。也就是说，对于一些立法机关比较擅长判断的领域，比如涉及社会整体的一些立法，比如国家统一、经济或福利，只有通过民主过程的审议表决才能形成共识，此时合宪性审查机关就应当尽量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采取宽松的态度，即只要没有明显的违宪就予以审查通过。

功能—制度的民主正当性是指制宪者赋予某种国家权力以某种功能和组织形式，通过它，人民可以行使某种国家权力。由于缺乏统一的法院系统，一些曾经采纳美国司法审查模式的欧洲大陆国家都遭遇了水土不服。